铭记兴宁家乡的山•水•人

作者：袁伟时（1931年12月15日－ ），广东兴宁人。现在是中山大学离休的教授和厅级干部。第七届（1988－199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1990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首任院长。

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大国之道》、《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近代中国论衡》、《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与人合著）等。学术上多次获奖，如《中国现代哲学史稿》获光明日报主办的评选“文革”后优秀学术著作的光明杯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教育部的优秀教材二等奖；2006年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优秀学术论文奖，等等。

袁伟时教授著述以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著称，一生崇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素为近现代思想史爱好者、时政类报刊阅读者，如《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读者群、高知群体所推重，深得学术界、读书界普遍好评，奠定了其在近代史研究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广泛社会影响。

袁伟时：穷困的根源和出路

——铭记家乡的山•水•人

　　要是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总是回答：“广东兴宁”。尽管兴宁早已划归梅州市管辖，我不会说自己是梅州人。梅州，对我说来，太大了；除兴宁外，没什么印象。

　　地处广东东北角的兴宁也不小，2105平方公里，比香港还大一点。公元331年（晋朝）就设县了，11世纪（宋代）以后，县境便基本稳定。1994年，招牌换记，叫做兴宁市了，在我眼中，它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县。1934年人口已达47万，1949年末人口48 万。1949年已有工业、手工业从业人员11.35万人，1978年企业职工则仅有2.74万人；两者统计口径可能不一样，但也可以看出工业凋零的状况。 2010年人口113万，其中农业人口90万人，占80%。2010年一般预算收入2.82亿元，财政支出则达18.21亿元，吃的是“转移支付”的补贴饭。当个科长，一个月收入二三千元；典型的穷县。

　　我家所在的罗岗镇更是穷困的农业地区。1945年人口25000人，圩上约有商铺100间，其中手工业24 户，1948年还倒闭了一半。此外，各村还有一些手艺人。现有人口72000人，本地非农业人口仅有5128人；直至2010年工业总产值只有区区 7280万元。其余人口估计有一半去了外地上学或工作。

　　这几年时兴讲“民国范”，说的大都是大城市中上层的生活。农村怎么样？小说，特别是土改小说看多了，留给人们的是阶级矛盾尖锐，贫苦农民缺衣少食乃至饿死的悲惨景象。

　　家乡的社会生活似乎平淡得多。30多姓人聚居在这里，没有听说过大姓欺负小姓等暴行。最大的刘、袁两姓相处良好，通婚的很多。先祖父述初公与先外祖父鸿山公是袁刘两姓影响最大的富翁和家族，来来往往，没有任何芥蒂。

　　不要以为有钱的地主，就餐餐大鱼大肉，花天酒地。以我们家来说，按照家乡的习惯，起床后大人到田间劳动两小时左右，然后回家“吃朝”，通常吃粥，有点咸菜。中午“吃昼”，干饭加各种青菜。天黑以后“吃夜”，是干是稀，得看年成。各种节庆特别是过年，肯定有肉吃。年二十八，祖父的“公尝”就分猪肉了。先祖父14个儿子，每房可分12斤肉，那是一间店铺出租给打铁师傅一年的租金；另外，每个男丁可以分一份肉（好像是 5斤），由轮值管“公尝”那一家提供；祭祖的物品，自然也在“公尝”中开销。比较富裕的家庭，自己还杀一条猪。这些猪肉除春节吃掉的，都做成腊肉、腊肠，成为整年肉食的主要来源。农忙季节要请一两个上下屋的男劳动力做犁田、扒田、打禾等重活，晚上肯定吃饭，还有肉吃，同一张桌，一道吃。

　　不时有人上门讨饭，站在门口唱叫化歌，给点米或饭，他们就离开了。

　　女人不分老少都穿传统的大襟衫，男穿唐装和长衫，多数是蓝黑灰色，什么阴丹士林、大成蓝等等。穿中山装的多半是做官或教书的。穿得破烂，冻饿而死在街头、破庙的不时可见。多数人穿布鞋，妇女们的经常工作是纳鞋底、做鞋。孩子们到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参加童子军，穿童子军服，每人一条木棍。除了操练外，要学野外生活常识：搭帐篷，结绳，分辨方向，找野生食物等等，挺好玩的。不过，念小学时大家喜欢赤脚上学，不小心，踢到石头，脚趾血淋淋的，是人人都有的经验。

　　一提到客家人的住，人们会立即想到围龙屋。不过，我所在的自然村——蕉坑，除一间围龙屋外，都是四角楼，那是另一类型的客家建筑，值得另行撰文介绍。

　　蕉坑村，几百人，据说是1568年迁入的。令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同一祖宗的后裔，会分化成不同阶级？可惜，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太迟，父辈先后离开，材料很难收集了。不过， 就现在看到的零星材料来说，也是蛮有趣的。

　　先祖父号称当地首富，有十四个儿子。三位是清代的监生，估计是捐来的；两位秀才。这五位受传统教育的，只有一位伯父在20世纪20年代短暂做过广东龙川县的县长，全都老死乡间，默默无闻。受新式教育的有三位：一位留学日本，学陶瓷制造，抗日战争爆发后很长时间留在家乡，无所事事；另两位毕业于国内大学，对发展中国的橡胶工业有较大贡献。祖父的财产按照中国传统给儿子平分后，每一家都不会太富裕。第三位祖母生了包括家父在内的五个儿子（一个早殇），六个女儿，祖父逝世时，四个小儿子和一个满姑，年纪都还小，经济状况就很不好。于是，家父16岁便到圩上经商，加上卖掉部分田产，支持一位伯父念完大学。后来生意做到县城和韶关、汕头等地，不但田赎回来了，还成为他那一辈中经济最宽裕的；供给最小的叔叔——蕉村念大学，满姑——蕉美念到高中毕业，我到广州念中学，经济都不成问题了。

　　抗日战争后期，有个晚上闲来没事，我和一个年纪比我略大的侄子掐着手指计算，祖父名下的男丁已近100。各家的经济状况差别很大，第三、第四代分化更非常明显。两位因肺结核病死，三个念完大学（加上父辈共五位；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念大学的不计在内）；三位无钱读书去当了国民党兵，其中一位后来成了军官；一位因家里经济窘迫到上海投奔树森伯，当了工人。土改时有几户划为中农，两户是贫农。一户贫农，丈夫弱智，我们见他经常口中念念有词，晒晒太阳，分得的田产卖掉不少。一位是过继给第八位伯父的，土改队发动他起来控诉伯父，也划为贫农。

　　土改中第一任农会会长是我共曾祖父的堂兄，没有职业，祖传的几亩田卖掉了。在土改的准备阶段——退租退押时迫使有钱人交出金饰和金银。蕉坑村有一位做生意的，当通货膨胀来临之际，买了16两黄金，也被迫交出。这些黄金不少被这位堂兄中饱私囊，后来查出抓去劳改了。

　　从我这个家族看，外出经商或念书的生活比较富裕；困守乡村的，土地越分越小，必然走入困境。这在客家地区带有普遍性。分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动荡，工商业发展很慢。

　　20世纪上半叶的广东客家地区，兴宁以商业和小手工业著称，梅县则以教育发达为人称誉。兴宁县城附近的织布、笔墨、造纸、制酒等业很发达，但企业规模不大。僻处北边的罗岗没有什么成气候的手工业品。除了守着几块田，劳动力的出路非常有限。

　　穷人主要靠给别人挑担，挑米，挑盐或其他农产品。有点本钱的做小贩。

　　家庭比较富裕的则到广州、上海、北京和日本等地读书。20世纪第一个十年，全国出现赴日留学热潮。这股风吹到罗岗则是民国建立以后的事了。曾祖父玉堂公的孙辈，就有筱云伯留学日本学化学，展泉伯留学日本学陶瓷。外公家出国留学的更多：二舅刘洪若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六舅定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泮星表哥也是留日归来的。

　　走出去的罗岗人，在好些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人文学术研究最有成就的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院的先师黎昔非先生。他的《诗经》研究及其他文史研究尽管只剩下零星文章，其功力的深厚和独到的眼光至今仍令许多学者钦佩。30年代，他肩负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的社务，使这份当时影响最大的时政刊物得以正常运转，功劳巨大。抗战时期，他在二中执教，我是深受教益的学生之一。他批改作文非常严格，除了文字本身的训练，还有一条规矩：不懂的东西不准乱写。有一次作文，记不起什么原因，我居然胆大妄为评论起王阳明来。黎老师当面对我说：“这些内容你不懂，不要乱写。”尽管还是从宽给了我80分，但使我终身记住：只写自己知道的东西。

　　1940年——1946年7月，闽粤赣边区司令部（司令香翰屏）驻扎在兴宁神光山下，负责保卫粤东地区。少将参谋长是六舅刘定藩。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裁撤杂牌军，六舅回家了，带了一条狗和一部留声机，表明他的清廉。先伯父袁树森毕业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是全国第二大的橡胶企业——正泰橡胶股份公司的襄理，至今仍名气很大的回力牌球鞋是他的一大业绩；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是胶鞋国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先叔父蕉村，是炭黑专家，50年代因打破外国技术封锁的成绩，受到轻工业部奖励；70年代上海冀图秘密仿制波音客机，他负责炭黑部分；他也是炭黑国家标准制定的参与者。

　　只有发展工商业和走出去学习，才是改变贫困的正道，这就是回顾家乡情况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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